刘亚楼将军在我们军队里算是少数受过苏联正规军事教育的高级指挥官，他不仅会打仗，还懂得如何适应现代战争的节奏。他打起仗来非常果断，眼光也非常精准，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常胜将军”。
在长征的时候，他几乎每场硬仗都冲在最前面；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和林彪、聂荣臻一起，负责指挥东北和华北的战斗。1946年四平战役之后，罗荣桓推荐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一上任，东野的其他将领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了：刘亚楼怎么这么火爆，有些人开始私下议论：“他刚从苏联回来，难道觉得我们都不行，”到底怎么回事呢，本文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910年，刘亚楼出生在福建武平县一个贫困的农家，家境艰难，父亲靠砍柴为生。即使父亲再努力，家里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刘亚楼的母亲在他出生第二天去世，父亲无力抚养他，将他过继给好友。养母疼爱刘亚楼，竭力供他上学，但家境困难，最终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省吃俭用供养刘亚楼。
展开剩余89%在养父母的支持下，刘亚楼迅速成长，成为一名进步青年。看到国家动荡，刘亚楼立志投身革命，成立了“青年铁血团”，并被推选为团长。很快，刘亚楼的身影出现在共产党视野中，加入了党并改名为刘亚楼，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不久后，他加入了红军，投身抗战。
刘亚楼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迅速升职为排长，后又担任红军政治部主任。长征期间，他多次突破敌人封锁，参与了四渡赤水和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毛主席等领导对他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最著名的战绩是攻占天津。当时中央计划采用两面包围的战略，但刘亚楼敏锐地判断出攻占天津更为关键，他提出调整方案，并成功说服中央。最终解放军在刘亚楼的指挥下，以不到两天的时间全歼了13万国民党守军，并缴获大量武器。
1937年，延安窑洞内，煤油灯的微光下，毛主席把抗大的录取通知书递给刘亚楼：“前线缺个师长，将来可能少十个军长。”刘亚楼盯着那张通知书，沉默了片刻，毛主席忽然用闽西话问：“还记得在才溪乡打游击时，你问我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吗？”
刘亚楼猛地抬头，眼前浮现出1930年那个暴雨之夜，毛委员指着雷电交加的山峦说：“等这些娃娃长大，看懂《孙子兵法》的时候。”此刻，通知书上的“高级指挥系”四个字，变得异常耀眼。
八年后的莫斯科，暴风雪打在窗户上，刘亚楼正画着飞机结构图。突然，警卫员闯进来：“国内急电！”电报上，毛主席用暗语写着：“黑土地需要播种人。”第二天清晨，刘亚楼把厚重的航空教材塞进行李箱，最上面的那本，毛主席亲笔批注：“机械原理第48页，与井冈山反围剿战术相通。”他心中一动，肩上的责任愈加沉重。
1946年，四平街的战火中，刘亚楼在前线指挥，突然，参谋提醒他：“太靠前了！”他笑道：“在苏联开教练机时，螺旋桨都快刮到树梢了！”话音刚落，电话铃响起他布置的“坦克搭浮桥”战术奏效了。当天晚上，毛主席的电报里加上了一句：“代问亚楼同志，他的‘空中战术’在地上用得如何？”从游击队员到空军指挥员，刘亚楼的成长充满传奇。他的战术眼光和胆略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也为中国军队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彻底击败国民党，成功控制东北。接下来，我党的目标转向了华北。与其他地区的国民党不同，华北的傅作义在此时仍能保持兵力的充足。虽然面临我军的不断逼近，但他并未受到重大进攻。与此同时淮海战役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彭老总的西野持续压迫胡宗南，徐帅则准备攻下太原。国民党的局势愈发严峻，蒋中正将目光投向了傅作义。
傅作义是晋军的老将，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自立门户。对于傅来说，蒋的恩情难以忘怀，但他深知，凭他自己和我军对抗，显然不现实。此时他虽然兵力尚足，却也清楚，东野大军虎视眈眈，一旦他有任何动作，华北很可能立即遭到攻击。
傅作义一方面试图与我党谈判，一方面也想借手中兵力争取一些利益。对我党来说，傅的心思一清二楚。于是，决定以攻占天津为突破口。天津一旦失守，傅作义将面临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起义，要么被迫投降。
最初我党计划攻打塘沽，但塘沽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作战。塘沽四面被水域和盐池包围，攻打起来困难重重。而且如果进攻塘沽，平津的敌人可能趁机撤退。因此我党决定调整策略，先攻天津。
为确保天津顺利解放，我军集结了五个军、二十二个师和三十四万兵力，外加五百多门大炮和三十多辆坦克。火力强大，攻势迅猛。刘亚楼将军作为东野的参谋长，承担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任务。
刘亚楼曾在苏联学习，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指挥官。在抗日战争中，他表现出色，多次亲自指挥关键战斗。即使东野的实力逐渐壮大，刘亚楼始终保持着一线指挥的活跃。他具备优秀的战略眼光，还创立了绘测学校，培养了大量军事地图人才。可以说，刘亚楼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指挥官。
这次攻打天津，他没有让人失望。傅作义曾公开宣称，我军永远无法攻进天津，但我军仅用13小时就攻占了这座城市，打破了傅的幻想。这一战的胜利意味着傅作义的抵抗彻底失败，最终他选择了起义。
天津解放后，平津战役基本结束，傅作义的投降标志着新中国的胜利在即。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就在这一天，刘亚楼接到了新的任务负责建立中国空军。
1950年，刘亚楼在空军官兵的专场演出中，正专心看着台上的表演，突然他感到背后有异样的压力。一转头，发现一双皮鞋正搭在他座椅的靠背上，脚趾离他的头顶不到一尺。
他不悦地拍了拍肩膀，转身低声警告：“把脚收起来。”背后的人咧嘴一笑，悠闲地磕着瓜子，毫不在乎。刘亚楼再次语气严肃地要求对方收起脚，可对方竟然反问：“你管得着我吗？”
这一反应让刘亚楼有些愣住，他转过身仔细看了看，心中觉得这个人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毕竟，这场演出是专门给空军官兵们安排的，台下的都是自己人。刘亚楼冷静地问：“你是哪个部门的？”他不想在这种场合闹出乱子。
然而那人反而气势汹汹地回问：“你又是哪个部门的？”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氛，四周的观众已经开始低声议论，这个不识趣的人竟敢和空军司令员顶嘴。刘亚楼不动声色，冷冷回应：“我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话音刚落，全场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瞬间集中在那人身上。那人立刻面色苍白，尴尬得几乎站不稳，低下头，嘴里含糊地说：“首长，我错了。”刘亚楼并未追究，而是轻描淡写地转回注意力，继续看戏。
1957年，刘亚楼跟随彭老总赴苏联访问。尽管他之前在苏联待过多年，但这次的见闻仍然让他震惊。苏联的进步和发展远超他预期，这让他下定决心，要更努力地推动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尽快迎头赶上世界的步伐。
回国后，刘亚楼立刻准备了报告，决定先向基层官兵和职工讲解自己在苏联学到的经验。通常，空军首长的报告都是按级别分配的，但这次，刘亚楼坚持要先给普通士兵讲。工作人员感到困惑，担心领导层错过重要信息，于是悄悄决定让高级军官一起参加。
当刘亚楼看到前排坐满高级将领时，他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大校以上的军官全都出去！”这番话一出口，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官兵们无不感动，感受到司令对他们的关怀。
这种关心士兵的举动并非个例。1957年8月，刘亚楼为《红星报》写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成长》发表后，苏方特意寄来了900卢布的稿费。然而，刘亚楼却拒绝了这笔钱，表示自己只是提出了思想，写作是秘书完成的，大家的辛苦贡献更大，稿费应该分给他们。
刘亚楼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将英雄们放在自己之前。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自己的照片，只有赵宝桐、王海、张积慧等空军战斗英雄的照片。每当有访客，他都会热情地介绍这些英雄们的事迹。
刘亚楼曾说，培养一名空军战士的成本相当于他们体重的黄金，因此他总把战士们视为“军中的珍宝，国中的瑰宝”。在他铁面刚强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对士兵深沉的爱与关怀。
可惜天妒英才。1964年秋，刘亚楼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身体突然感觉不对劲。检查后发现他得了晚期肝硬化。到了5月初，刘亚楼病情急剧恶化，医生说时日不多。秘书向周恩来报告病情，问是否再去看他。周恩来沉思了很久，最后决定不再去。
这句话听起来很冷，但其实周恩来是为了体贴老战友，想让刘亚楼不要再勉强自己站起来迎接，免得情绪过于波动。刘亚楼一直脾气倔强，一生都很注重军纪，见到领导总是要正式对待，周恩来上次去看他就亲眼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想再让刘亚楼受这种折腾。
周恩来和刘亚楼从南丰战役开始就认识了超过30年。周恩来一直很赏识刘亚楼的胆略和能力，后来在建立空军时也一直全力支持他。刘亚楼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在苏联时，周恩来看过他，还鼓励他学好本领，回国后能更好地打仗，两人一直互相信任。即便刘亚楼病重，他还想着工作，给毛主席写报告，研究战术。周恩来知道这一切，更加觉得不应该去打扰他。
刘亚楼住院期间，毛主席每隔几天就听一次病情报告，周恩来让医生隐瞒病情的严重性，不告诉刘亚楼和他的家人，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并且，他还不惜一切代价，派人去国外寻找药物。尽管刘亚楼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他依然瞒着妻子翟云英，继续在病床上写战术方案，关心空军的事务。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北京去世，年仅55岁。这个噩耗一传出，空军的所有人都震惊了，那天在场的许多老战友都忍不住哭了。中央军委亲自送来了挽联：“国家失去了栋梁，三军皆痛哭；他的功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百世流芳。”这位伟大的将星，未能看到更多的辉煌。但他用自己的半生，为新中国撑起了坚实的脊梁，也为空军插上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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